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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友情(四)——马进祥

来源:未知 作者:食品网管理员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2-03
摘要:【前 记】 今年腊月15、16分别是我父母去世30、31周年的日子。在临近纪念的日子里,特编发临溪老师演播的《亲情友情》广播音频并附文字,以悼念亡人,寄托后人整整30年来的哀思。根据音频配文,全文共分6集,这是第3集。由于文作了修改,与音略有差异,敬请

 


 

 

【前 记】 

今年腊月15、16分别是我父母去世30、31周年的日子。在临近纪念的日子里,特编发临溪老师演播的《亲情·友情》广播音频并附文字,以悼念亡人,寄托后人整整30年来的哀思。根据音频配文,全文共分6集,这是第3集。由于文作了修改,与音略有差异,敬请留意。

 

农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吃不上可口的饭菜。每次回家我都凑钱买上一斤羊肉和着洋芋炒成臊子,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回家后在上房的茶炉上揪了面片再拌上拿来的臊子给父亲吃小灶。每次都是爷爷舍不得吃,给孙子尕友留下半碗。到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带父亲上街,下馆子——一斤手抓,一碗面片,一个三炮台茶——大约花10元钱。尽管我每月的工资入不敷出,但比起母亲在兰州小西湖的那顿匆忙“手抓”的缺憾,我获得了些许的满足和慰藉。

那是仲夏的一天,吃过早饭后,哥嫂们都下地干活去了,父亲也早早赶上羊上山了。我恋着父亲恋着家没心思回单位,就那么磨蹭着,看着太阳老高了,就洗洗再次来到了母亲的坟上,又哭了一鼻子,然后顺着地埂上走下来,老远看见父亲独自在我的母校尕新庄学校附近的坡里挡羊呢,便走过去,与父亲一起蹲在地埂上,一边放着羊群,一边和父亲说话。我多么想多陪陪他,享受和体味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一丝丝流走而不能再来的幸福时光。父亲看着我从母亲的坟上下来,可能多少感到一丝慰藉;又看到我刚哭过的泪痕,半晌不说话,脸上布满绝对比我还悲伤的表情。但他旋即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着我又似安慰着自己地说:娃娃呀,你就放心地上班去吧,我这一方面,都好着哩;你把心放下,各家的事情都成着哩,吃的都够哩,就没有啥大的难行……接着又从大哥家开始,一一分析目前各家的状况,每个子女孙子的优缺点,末了,总结他们说:也有优点也有缺点。等着天热羊吃饱了开始往阴凉处跑,我俩就开始赶上羊往家里回,我在前面押着调皮的头羊,父亲在断后驱赶羊群。

圈了羊,已近中午,太阳正热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坐在炕头上,又说会儿话。庄子里娃娃们去上学了,大人们都下地了,院里院外一片静谧,只有蜜蜂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昆虫嗡嗡飞舞的声音。

末了 ,父亲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半是提醒半是催我:娃,该出发了,该回去上班了。早些去,不然黑天半夜的……但临走,我还是放心不下,想把父亲带到兰州,可又是农忙,父亲离不开。我哥家那几只羊绑定了一个劳力,只好约到国庆节放假时我去领。到了国庆节后,农历9月9后,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地里没了庄稼,羊可以“撒野”放出去自由吃草,不用人看管了,父亲也就被解放了。我还打发侄女从庄子里收一些鸡蛋留下,嘱咐嫂子每天给父亲打两个荷包蛋吃。然后又匆匆搭班车回单位上班了。

家里没啥拿的,和每次一样,父亲都给我装一小袋洋芋;和每次一样,还是父亲送我,从家里出来,就恋恋不舍,一路说话,步行到车站。

一辆辆班车停下了,司助手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吆喝着招揽旅客:“哎,兰州,兰州!”但我还是不想上去,借口太挤,等下一辆;其实,目的只是想和父亲多呆一会儿。

父亲看着我终于上了那路过的、依旧拥挤的班车。我站在汽车的走道里,使劲向站在班车车窗前的父亲挥手,而父亲在车下也望着我,用手示意着,他的银白的胡须轻轻抖动着;我们父子俩车上、车下,透过车窗玻璃,就那么一直互相对望着,直至班车启动,直至互相都消失在视野……

 

 

那是张承志兄第一次到我的老家——蒿支沟兰郎公路边向阳的一个台台子上,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北面三间简易的土木瓦房是堂屋,两间低矮的土木平房作东厢房;小小的院落中间有一棵常年绿色的小柏树;隔壁有一个醒目些的建筑,那是尕新庄清真小寺,寺顶上那一弯金属的新月在黯淡发光;院门外槽上拴着的一头大犄角的犏牛在静静吃草。

张承志兄对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说:你家到处是小说!

坐在我家上房的炕上,透过那低矮的窗户玻璃,就能看见兰郎公路上的车来车往。我每次坐班车回家,买的都是下一站的票,路过家门口就叫停。所以,早晨起来,父亲坐在炕上,目光总是瞭望着公路,倾听着车的马达,期盼着停下的班车。

据说,一次不知谁在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一个花盆,遮挡了他的视线,父亲很生气,立即叫人把花盆搬走,说娃娃要是回来我看不见!家里人这才知道了父亲盼子归来的心思,也这才发现父亲坐在炕上,时时瞭望窗外的缘由。

我后来听说了这件事,难过得无法言表,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沉甸甸的滋味在心头。

我上大学时,每到寒假暑假,看到村子里的小学放了假,父亲就知道我也该放假回家了。于是他每天就到几公里外的蒿支沟汽车站等我回来。那是一个过路站,没有候车室,等待接站的人只能站着。从中午到后晌,父亲就那么背靠着墙,眼望着路过的班车,望眼欲穿,直到从兰州发车的前往甘南临夏的所有路过的班车都走完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我哥为此还埋怨过我,要我提前告知来的时间,让父亲接上一次、高兴一次,不要次次失望。

那时,通讯不便,除了写信就是打电报,信要走好多天,往往人到了接站的信还未到,电报得一两天,所以,我也就没想着写信发电报。

唉,都怪儿子年少不懂老人心,嫌费事费钱不打电报。因此,父亲在我四年大学的假期常常去车站接我,但一次都没有接上。

想来,我真是后悔,应当不嫌麻烦、不计花费去邮局提前拍个电报,按时到达,好让父亲有个接上站的那种喜悦,有个去接到儿子的成就感。

岂止于我,后来我哥买了台小四轮拖拉机去拉货搞运输,或去周边庄子里接亲送亲挣点小钱,每当出去天黑以后还不回来,父亲就坐不住了,就在大门上痴痴的等着不吃饭,竖着耳朵听遥远传来的拖拉机的马达声——这些事几十年来,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为人之父以后,我也常常坐在沙发上痴痴地等待过女儿回家;女儿考了外地的大学第一次出门后,曾发来一条短信“我们的学校离机场很近,每当听到天上飞机的引擎声,我就想出去看飞机。用手遮着太阳光,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心想:我要是坐上这架飞机,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回家见到爸爸妈妈了;就能坐在我的小床上了”。当时我读着女儿的短信,想着女儿,又想着亡人,更加深切地体味到那种人等人、人想念人;尤其是那种父盼子归的心情滋味,无法以语言表达——没少见在中外名著中,文学大师经常表达过类似的关于人等待人的主题,但似乎都没有如此令人刻骨铭心。

 

 

后来,张承志兄写了那篇著名的散文《北庄的雪景》,就是记述那年我们去北庄的情景。他在文中多次提到我父亲,并深情地写道:

后来我曾从北京不远数千里赶到他坟前跪下的进祥的父亲。

在我策划编辑的《以笔为旗》中,有一篇题为《弟弟们》的文章里他又这样写道:

我分别和两位老人在河州的山野里同车奔波,真难为了老人,心里至今抱着歉意。

再后来,在1995年的新疆昌吉州,我俩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里。他在我编辑的他的《回民的黄土高原》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

那一年在河州,只因匆匆奔向兰州的小西湖车站,后来就再难看见母亲的白盖头;那一冬在北庄,只因我们还不懂仪礼的贵重,后来再就难听见父亲的“索勒”声。

我上大学前,在家的三位哥哥分家了。一个哥在山下兰郎公路边,两个哥哥在邓家山上的老家。那时为了给分了家的哥哥照看家务,把两位老人分开了。

我出门以后,据说每次我的来信,我山下的哥念了以后,父亲就拿到了山上,他不识字,但还是拿着信,走到山上把信中的内容讲给母亲听。一次收到我的信,我山下识字的哥不在,但父亲等不及哥哥回来念信,他还是把信拿到山上,给母亲说娃来信了,但不知道啥内容。父亲目不识丁干着急,在母亲跟前把信揉来搓去。我母亲说,再揉来搓去,你也不知道信里的意思是啥啊!

我每次回家从班车上一下来,就先到公路边的哥哥家里,那里住着父亲。见过父亲,在那儿吃上几口饭,缓缓乏,父亲就说:“我陪你上山吧,看你阿娜去!她知道你来了,就坐不住了”。于是,不论多晚,父亲就和我一起上山了。在山上哥哥家里吃了晚饭,哥哥家炕不宽展,父亲便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又下山了,消失在夜色里。成年以后,我常想,尽管为着贫困的生计,但将年迈的父母分开,一家一个轮着住,这是多么不得道的一件事情!尽管这种做法在农村也是常见的。

我眼前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1987年冬,在临夏州医院的病床上,已患了肝癌的我父亲静静地躺着。从农村来到陌生的城里,我在临夏的同学朋友不时的来探视。有个刚成家住在医院附近的同学经常过来问这问那,知道父亲爱吃羊头肉,他晚上骑车还专门从三道桥夜市买来了上好的羊头;看着医院的铺盖单薄、皱巴巴的不太干净,又转身回家抱来了他们新婚置办的崭新的被褥。那时,一床被褥就是女方出嫁时最值钱的嫁妆啊。还有位同学也是家在农村,刚从县上调到兰州工作,和我一样的困难,他买了一双袜子来看父亲……

这些在城里受到的友情和尊重,对父亲这个农村老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我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他的床前。其他哥哥各忙着一摊家务大都没出过门不识字,又因为不熟悉城里医院,哪儿缴费哪儿打开水都找不着北,在农村家里让人侍候惯了,粗心得我不放心。我抽空伏在父亲的病床沿上给张承志兄写信,给他告诉父亲的症状。

父亲知道了我给张承志兄写信,慢慢地、用微弱的声音喃喃道:“娃娃啊,你交往张老师那样的人,大大这辈子就放心了。你带个赛俩目问个好啊,我怕是见不到他了……”

张承志兄接到这封信后,在得知父亲症状后,于1987年12月24日,着急、迫切迅速地给我来信:

千万想办法给你父亲做一次认真的检查,不要大意,也不要灰心,万一不行,可以来北京,我会全力帮助你。要努力争取治好他。我身在曹营,无力去看一次。再来信!快!

他的迫切、急促、着急和作为哥哥的责任感跃然纸上。最后一句“再来信!快!”几近是在遥远的北京城喊过来的声音。我当时读着信,耳边隐隐听到了这喊声,也清晰地感觉出了他的急促、着急和加快的脉搏了。

父亲还是如母亲那样,静静地、安祥地走了。母亲去世以后,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不动声色的安排着整个的葬礼和接连多次在家乡较大规模的纪念“亥亭”。子女们都没有经验,父亲成了这些大事的核心和总指挥,也成了我们家的精神支柱。

在纪念母亲的那些悲痛的阴霾笼罩的日子里,当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当炕上满座的阿訇满拉在肃穆凝重的念经赞圣的时候,父亲还是穿着那个光板的镶着黑色绒边的羊皮袄,在大冷的天跪在土炕下的冷土地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如一座山,如一座雕像。他花白的并不长的胡须微微地抖动着,高额头下吉庆的眼眶里满溢着泪水。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凑过去,默默地跪在父亲的身旁,不由地抓住了他那温软的手。

我这个最小的儿子陪跪在老人的身旁,这或许是对父亲,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慰藉。我知道,失去了母亲,千斤重担在一身,父亲内心里承受着多大的悲痛和压力啊!失去了从15岁开始的伴侣,父亲就成了孤身一人,想到我以后再来信了他也失去了送往山上老家去的意义,失去了出门儿子来信的那种喜悦的分享。

我不忍心看……只要望一眼父亲的那种神情,我的眼泪就不由得流下来了。

一次黄昏,父亲送走了来家里参加纪念母亲“亥亭”的一波波的客人后,好久了还在大门口一个人呆呆地立着。这时的父亲是我唯一最亲的人,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望着父亲的侧影,望着父亲突然间白了的胡须,我突然感觉到父亲真的也老了。

和大多数农村的老人一样,父亲年轻时干过重活,又挨过大饿,山里大炼钢铁,修南阳渠背过土,死里逃生,把身体摧残得如同出过大力的汽车,说不行就不行了。风蚀残年,失去了伴,我担心父亲真的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会随时倒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我走过去,紧紧的抓住了父亲那宽大的羊皮袄袖筒里温软的手,眼泪又一次流下来。我说,大大呀,我看着你心疼地很……

自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没红过一次脸。旧社会的母亲娘家在家乡蒿支沟也算是大户,她从不到14岁被父母包办嫁给年长她一岁、家境一般、从未谋面的我父亲,没少受罪。但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我不止一次地听过这样的故事:生活困难的1959年,母亲总是顾着一大堆孩子和父亲,把带面的菜汤糊糊全悄悄给了父亲和孩子,自己却不吃。慢慢地,她就不行了,身体软弱下去了。父亲说,这样不成!你不行了,这帮娃娃咋办呀!这样,面糊糊菜汤就倾斜给了母亲;但是父亲身体又慢慢弱下去了。

母亲还讲过一件往事:当年家里给二大说了一门亲。但当时二大还在“营盘里吃粮”,就是在河西马步青的军队里当骑兵,音信全无,无法完婚。而对方家长在催婚,说人已经给了你们家,你们看着办。爷爷奶奶觉得反正送了彩礼花了钱了,便有了想娶过来续给父亲的打算。这种事在旧社会还是常有的,可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爷爷奶奶只好把这门亲退了。母亲知道这事后,很是感动,对父亲的感情更深了。我记得母亲曾说起这件事时流露出来的那种对父亲为人品格的钦佩之情。

 

 

父亲当着生产队长,看着庄子里的娃娃们因为太小,实际上也干不了什么活,但为了能在专门缝制的衣服大口袋里偷一把粮食来打麦场干活。因为当队长的父亲在场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母亲悄悄地提醒父亲说,你就躲一下,让娃娃们拿上一把了回家。于是,父亲就假装搓麻绳,躲到附近园子的草垛后面,躲过孩子们的视线,好让他们赶紧把粮食装上衣服的大口袋里拿回家去,应急、救命。庄子里但凡从那时过来的人,不论回民汉民,至今还在感念着父亲如此的有情、有心、有意和善良。

但是,父亲却不让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小暑过后,生产队里的庄稼开始熟了,生长期较短的青稞就可以吃青麦了。据说别人都各有各的办法,夜里悄悄的出去摘些青麦穗,从洋芋地里掏一些能吃的洋芋蛋,不那么饿了,只有父亲之饿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在生产队食堂里吃饭,别人把碗里的面捞着吃了,剩下的菜汤碗就撂下了,都让父亲一碗碗端起来喝了。家里实在饿得不行了,等夜深人静,父亲也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让孩子们也偷偷出去搞一点儿粮食,回来又藏着掖着躲着父亲。

也大概因此父亲在庄子里威望很高,还当过当时蒿支沟乡不脱产的乡长,但由于母亲娘家的富农成分始无法脱产终转不了干,后来又长期当着生产队长,远近庄子里年长的人一直叫他“老乡长”,或是“老队长”。

小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到了年终碾完场,一年的庄稼活结束的时候,父亲就召集社员大会,总结一年工作后,借口年高辞职不干了,当地话把辞职叫“躺倒了”。可是,社员们不答应,大队、公社也不同意,于是包队的干部和大队(村)书记主任三番五次到家里做工作,动员父亲继续干。做不通工作,县上包队的干部索性住在我家里不走,每顿还要做好吃的,而常常家里没有面,我母亲拿着盛面粉的笸箩到庄子各家里去借。我在散文《启蒙者》里描写的上海籍包队干部到我家学父亲样用木勺勺丢炒面不慎泼了满脸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不过,那时的干部作风确实应当称道,因为吃完饭临走要按规定以每顿饭两角钱半斤粮票留下饭钱。实在没辙了,父亲答应再干一年,如是者又连续干了三四年之多。改革开放后随着血统论的被废弃,父亲被当选为乡、县、州的人大代表,他还负责筹备过家乡蒿支沟清真大寺的复建,被当地穆斯林推举并报乡政府任命为学董,也就是寺管会主任,被写进了这个寺的石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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